远看是条狗，近看郭沫若？鲁迅和郭沫若的笔墨相讥
网络上流传着一句据说出自鲁迅的话：“远看是条狗，近看郭沫若”。然而，它其实是一句十足的谣言，没有任何文献记录显示鲁迅说过这句话。
历史上，鲁迅和郭沫若确实“笔墨相讥”过，但客观地说，两人均有过错；而且，从根源上来说，鲁迅和郭沫若的论争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，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火药味十足的文学批评环境，千万不要被某些谣言家带偏了。
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，可以用鲁迅本人的一段话来概括地回答：“在左联结成的前后，有些所谓革命作家，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。他也有不平，有反抗，有战斗，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，叔嫂斗法的手段，移到文坛上。嘁嘁嚓嚓，招是生非，搬弄口舌，决不在大处着眼。这衣钵流传不绝。例如我和茅盾，郭沫若两位，或相识，或未尝一面，或未冲突，或曾用笔墨相讥，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，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。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，郭对鲁又怎样，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，斗法宝。”（《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抗战问题》）
对于只追求结论的读者来说，这一段话其实就足够了。
下面，将较为详细地说明“笔墨相讥”到底何以会发生。
一、郭沫若给鲁迅扣上三顶大帽子
在创造社时期，郭沫若为了“破旧立新”，曾经气势汹汹、杀气腾腾地给鲁迅扣上了三顶大帽子——“封建余孽”、“二重反革命”和“法西斯蒂”。
郭沫若的原话如下：“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。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，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。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。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，说他是人道主义者，这是完全错了。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（法西斯谛）！”（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——批评鲁迅的<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>》）
对于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，只要是读过鲁迅文章的人，都会认为郭沫若完全是在胡言乱语；在该文章中，郭沫若起初的分析还有些道理，但后来就完全偏离了轨道，以致于沦为纯粹的人身攻击。
众所周知，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有仇不报、忍气吞声之人。对于郭沫若的大肆污蔑，鲁迅奋起反击，在公共场合运用各种手段（主要是文章和演讲）向郭沫若开战。
二、鲁迅对郭沫若穷追不舍的反击
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，鲁迅无情地讥讽了创造社，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郭沫若：“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，更彻底的革命文学——无产阶级文学，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。这边也禁，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，‘PongPongPong’，铅字逐渐大了起来，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，有模仿勃洛克的《十二个》之志而无其力和才。郭沫若的《一只手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，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，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，却未免‘失’得太巧。五体，四肢之中，倘要失去其一，实在还不如一只手；一条腿就不便，头自然更不行了。只准备失去一只手，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；我想，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，一定不只这一点。《一只手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，后来终于中状元，谐花烛的老调。”（《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》）
然而，鲁迅对郭沫若的《一只手》的批评实际上是背离事实的，因为《一只手》的内容并不是如鲁迅所言的那般——“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”，而是描写了一个工人进行革命的故事（具体内容就不在此展开了）。因此，在二人的论争中，鲁迅也和郭沫若一样犯过错误。
后来，鲁迅还多次批评创造社：“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，《语丝》的时运就很不济了，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，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，还招了创造社式‘革命文学’家的拼命的围攻。”（《我和<语丝>的始终》）
也点名批评郭沫若：“许多作品，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，加以出版者的帮助，势力雄厚起来了。势力一雄厚，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，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，——这是说，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。这以来，据我所记得，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，来作专论了。这些地方，我想，是也有些才子＋流氓式的。然而，‘新上海’是究竟敌不过‘老上海’的，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，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，种种努力，在老板看来，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目夹眼，不过是‘以广招徕’。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，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，虽然也终于独立，说是一切书籍，大加改订，另行印刷，从新开张了，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，只是印，卖，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。”（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）
如此等等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通过若干杂文和演讲，鲁迅把对郭沫若的气愤全部发泄出来了。
三、郭沫若的辩解与多次反复交锋
对于鲁迅的责难，郭沫若又进行了一些辩解，例如：“创造社尊重天才，专重自我，崇创作，这倒不是什么罪过。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，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。”
关于书店老板告发创造社的事情，郭沫若说：“这儿所说的‘书店老板’自然就是泰东书局的赵南公。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，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的，创造社设出版部时，原来赵南公是提起过诉讼的吗？老实说，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大‘大人君子’的脑筋不免有点怀疑。鲁迅先生或者不会是有意的捏诬，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，倒不是什么大不名誉的事；我想怕是脑筋中的记忆有点混线，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。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，书局的老板提起过诉讼，这是人众皆知的事体。”（《创造十年》）
如此来来回回的论战持续了不少时间，在此也不一一列举了。
此外，还有一件事有必要提一下：在论战的期间，鲁迅和郭沫若也曾想握手言和，但终究未能实现。
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：“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，也想到广州后，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……第二是同创造社联络，造一条战线，更向旧社会进攻，我再勉励做一点文章。”（《二地书·六九》）
那时，郭沫若邀请鲁迅联合起来一同向旧社会进攻，鲁迅欣然同意，但创造社却临时变卦，这更加加重了鲁迅的不满和怀疑。
至于二者“笔墨相讥”的结局，则正如回答开头所引用的鲁迅的话——经过数年的论争后，两人终于不计前嫌、搁置争议了。
总而言之，历史和事实是：鲁迅和郭沫若确曾有过“笔墨相讥”，且二人都犯过错误；但是，“远看是条狗，近看郭沫若”这种话完全是某些人的凭空想象，或者是把别人的评价张冠李戴到鲁迅身上了，抑或是别有用心罢。
